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都把度量衡看作权力和社会公正的象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:“周公制礼作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”。《管子·七法》:“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，斗斛也，谓之法”。把颁行度量衡制作为治国方略，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来比喻法律的公正性。
春秋(公元前770年—公元前475年)、战国(公元前475年—公元前221年)之交，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“公田”，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，按田亩征收田赋，一些诸侯国的新兴力量的代表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，改革陈旧的量制，与腐朽势力相抗衡并取得成功。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，废除百步为亩的井田制，竞相扩大田亩面积，相对减免赋税，以取得民众的支持。齐国掌握实权的卿大夫陈氏，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——“家量”制，取代豆、区、釜、钟四进位的“公量”旧制，便于换算。陈氏还采取“小进大出”的办法，笼络人心，使百姓纷纷依附，后来终于取得了政权。
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改革中，统治阶级是如何用所掌握的度量衡制权力巩固统治地位的。
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、楚国的铜环权和邹国的廪陶量，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。
